张居正故居——湖北行(荆州)8

我于千万景色之中遇见荆州,于朋友,于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选择2015年10月1日出行,刚巧这一行花费了3000元,轻轻地问一声:“这些信息对你可帮助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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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张居正故居——湖北行(荆州)8【原创】

  “张居正故居”就在大东门里面,实际上我们是先去的这里,后上的古城墙。这样写是为了先介绍荆州的概貌,否则一上来就是具体的景点,有点突兀。

  “张居正故居”前面,有座“江陵碑苑”的石牌楼。实际上是先有这个“江陵碑苑”,然后把故居遗址与碑苑结合起来扩建的。

  牌楼的背面的题词是“荆楚雄风”。

  这座古香古色的院落,就是张居正故居。“张居正故居”为李瑞环所题。据说,李瑞环非常推崇张居正,2001年曾委托秘书到荆州寻访张居正遗迹。2007年张居正故居复建完工后,李瑞环欣然写下这块匾额。

   门口的对联是:“状元榜眼二难登两第,学冠天人;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,功光日月”。解说:上联说,张居正会试得中第二名进士,俗称“榜眼”;后来,他的儿子张懋修更是考中状元。父子二人先后得中榜眼、状元,真可谓学冠天下。下联说,张居正为官历经嘉靖、隆庆、万历三朝,是隆庆朝次辅,万历朝首辅,尤其是在万历前十年,由于张居正大力推行改革,使明朝﹙日月代表明朝﹚出现“万历中兴”的新局面。这付对联本是明朝时当地官府士绅送给张家的。上世纪末,张居正故居复建完工后重新书写挂于门前。


  我们进门,迎面的大影壁。张居正为表示对明神宗的忠心和拥戴,特在荆州老家恭建堂楼,以供奉万历赐给他的御笔大书。   


      照壁后身刻有《张居正故居重建碑记》:“大明万历初年内阁首府大学士文忠公张居正故居,位于荆州古城东垣内,史有明载,言之确凿。当其身后倾遭削籍之祸,家产罚没,儿孙远谪,故居楼台宅院俱废,据称曾改做付舍,成为过往官员居停暂歇的临时处所。入清之后,城垣东部均改为八旗驻防营区,历时近三百年,原址旧宅渐次沦为遗沼荒亭,废池残院。辛亥鼎革,旗营纷崩瓦解,房舍尽摧,屋宇全毁;旋踵日寇入侵,当地屡遭战火荼毒,旧宅荡然无存,原址一度平为机场,再变麦垄蔬畦,其间兴废交替,令人感叹,难以尽言。解放后百废俱新,古城旧貌次第改观,人文胜迹均在保护建设的宏图规划之中。尤其是自进入新时期以来,故园父老及旅台乡党顾念桑梓情怀,特在原张居正故居南园旧址修建碑苑,用作珍藏名家法帖,以赞扬乡邦文化的绝世风情,迄今又逾时二十多年。如今,时值改革开放三十年大庆之际,为缅怀我国历史上这位杰出的改革家,承蒙各级领导大力支持,广大群众热情襄助,特恢复张文忠公故居,……”   


      走进大门的第一个院落,迎面为“太岳堂”。此三字为湖北书协顾问、东湖印社社长谷有荃先生手迹。“太岳”为张居正的号,“太岳堂”也就是“张太岳纪念堂”。门上还挂着一块方牌,上书“张居正生平事迹陈列室”。

  门口有一幅楹联“双肩能担天下事,一人而为帝王师”。意为张居正当年在朝中“一人之下,万人之上”的地位与作用。   


       室内上方有一幅匾额“千古一相”。是我国明史专家、明史学会顾问韦庆远先生手迹。   


      堂内有明朝大儒李贽对张居正的评价“宰相之杰”四个大字。系中国书协主席张海所写。   


     这里是张居正生平事迹陈列室,堂内四周墙上的图文,介绍了张居正的一生:分为荆州神童、初涉政坛、休假三年、步步高升、荣膺首辅、锐意改革、选任名将、治理水患、恪守节操、鞠躬尽瘁等板块。张居正出生在荆州城内的一个平民家庭,2岁识字,5岁入学,10岁通六经大义,12岁中秀才,16岁中举人,23岁中进士踏入仕途,43岁入内阁当上大学士,48岁成为内阁首辅(宰相)。担任内阁首辅之后,他通过10年的中兴之举,扶大厦于将倾,使明帝国在历史的长河中多行进了72年。难怪梁启超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中断言:“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。”    


     “太岳堂”东边的建筑为“太师居”。

  “太师居”系张居正回荆州时的居室。明万历六年,首辅张居正回乡塟父,因当时朝政仰赖其主持,故在其离京之时,万历皇帝特赐银印一枚,凡国家大事,皆快马报送荆州。张居正居此处理朝政,共四十七日。   


      “太师居”的楹联不得不介绍一下。系张居正自撰。

  “红袖添香细数千家风月,青梅煮酒笑看万古乾坤。”

  “青梅煮酒”好理解,“红袖添香”很蹊跷啊,里面会有什么典故呢?查了一下,果然有故事可讲。  原来,这个“红袖”名叫“玉娘”,本是秦淮河畔的歌妓,江湖人士邵大侠将她赎出,献于当时的首辅高拱。没想到高拱不解风情,去职还乡时不愿带她回去。羞怒之下,玉娘撞墙昏死过去。被救醒后玉娘双目失明,并再次流落青楼。后因机缘巧合,被张居正的心腹、巡城御史王篆救出。张居正命他将玉娘安排在前朝奸相严嵩的别院“积香庐”居住调养。

  自此后,张居正有闲暇便去积香庐探望玉娘,并找郎中为她治疗。后玉娘终于重见光明,二人感情真挚缠绵,自不待言。但好景不长,因邵大侠是高拱旧交被张居正借机捕杀,玉娘无法接受这一事实,因为她一直视邵大侠为恩公,于是负气出走一去不返。在没有玉娘的日子里,张居正常常黯然神伤,也派人四处打探仍然渺无音讯。他至死也没有能再到见玉娘一面,这成为他晚年最大的遗憾。

  在张居正去世一年后,他的墓前来了一位女扮男装的黑衣女子,手抚琵琶唱了一曲凄切哀婉的《或凤凰》,饮鸠而亡……

  “太师居”室内的陈设。一张明式办公桌,桌上放着文房四宝,墙上挂着“张太师像”。   


     走出“太岳堂”,后面是个更大的庭院,东西两侧建有四座碑亭。四块碑上刻的是张居正写的诗文。介绍一块和第四块碑刻。

  第一块碑刻一首《题竹》诗:

     绿遍潇湘外,疏林玉露寒。凤毛丛劲节,直上尽头竿。

      张居正13岁时赴武昌参加乡试,其试卷深得湖广按察佥事陈束的赏识,湖广巡抚顾璘更是赞赏有加,特意将他接到学宫,命题做诗。张居正略作思索,便写下这首《题竹》诗。诗中称赞翠竹经霜受雨,四季常绿,其挺拔有节的品格,努力进取的精神值得学习,借以抒发自己少年壮志的情怀。

     第四块碑刻是《答上师相徐存斋》:不肖受知于老师也,天下莫不闻;老师以家国之事,托之于不肖也,天下亦莫不闻。丙寅之事,老师手扶日月,照临寰宇,沈几密谋,相与图议於帷幄者,不肖一人而已。既而获被末光,滥蒙援拔,不肖亦自以为不世之遇,日夜思所以报主恩,酬知己者。后悟人事不齐,世局屡变,使老师经纶匡济之业,未获尽纾。不肖感谢图报之心,竞成隔阂。故昨都门一别,泪簌簌而不能止,非为别也,欢始图之弗就,慨鄙意之未伸也。天实为之,谓之何哉。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,许知己,惟鞠躬尽瘁而已,他复何言。

     上师相,老师和宰相,是张居正对徐阶的尊称。徐阶,松江华亭(今上海市松江华亭镇)人。是明代很有改革意识和才华的一代名相。嘉靖四十五年﹙1566年﹚,徐阶借明世宗去世的机会,与张居正合谋,开始革除嘉靖朝弊政的一次改革尝试。隆庆二年,徐阶与高拱矛盾激化,被迫辞官。辞官后将国事、家事托付张居正。张居正这封信是向老师表达心迹,也表明对国家、知己者的担当。

  


      张居正为表示对明神宗的忠心和拥戴,特在荆州老家恭建堂楼,以供奉万历赐给他的御笔大书。万历元年(1573)六月,堂楼建成,神宗又为其堂楼题名“纯忠”、“捧日”,并从自己的私房钱中资助一千两。万历皇帝赠御笔大字与张居正为:“元辅”“良臣”,并特颁御笔大字两幅,对句一联“尔唯盐梅,汝作舟楫”。

      对联解说:上联出自《尚书?说命下》“若作和羹,尔惟盐梅”,后来将“和羹”“盐梅”比喻大臣辅佐君王治理国政;下联出自《尚书?说命上》高宗梦得“说”﹙说,人名,又名傅岩,山野村夫,明事理,善管理。商高宗梦见‘说’,寻访到后任为重臣﹚,使百工营求诸野,得诸傅岩,作说命三篇。……命之曰:“朝夕纳诲,以辅台德,若金,用汝作砺;若济巨川,用汝作舟楫;若岁大旱,用汝作甘霖。”对联借“调羹”、“用说”的故事,是对张居正辅佐帝业的肯定。

  “纯忠堂”前的张居正雕像。张居正头戴一品冠,身穿朝服,面目清秀,长须飘然,手持奏稿,目视远方。

  这尊雕像工艺还是可以的,不像许多地方的雕塑,太差劲,让人无法直视。

  


      穿过一个小花园,雨中的小院。


  看见鱼缸里养的金鱼。再往前走,就是“捧日楼”。


  万历皇帝曾赐张居正“捧日精忠”。“捧日”的意思是忠心辅佐帝王。


  厅上悬挂“宅揆保衡”横匾,这四个字是万历皇帝书赐张居正的。“宅揆”,总领国政之意;“保衡”,是商代官名,师保之官,即任辅弼帝王和教导王室子弟的官。     


     《陈六事疏》是张居正于隆庆二年上书皇上的一份重要的文件,他根据正德、嘉靖两朝以来的官场积弊,从省议论、振纪纲、重诏令、核名实、固邦本、饬武备六个方面提出改革的重大举措。


  室内还张挂着张居正的语录。选两幅给大家看看。

  其一:盖天下之事,不难于立法,而难于法之必行;不难于听言,而难于言之必效。  其二:既以忘家殉国,遑恤其他!虽机阱满前, 众镞攒体,不之畏也。如是,才可建立国事。  讲得多好,这些话现在看来也不过时,就好像针对今天而言的。我们从语录中可看到张居正的正气、责任与担当。充满着正能量啊!   

   室内一部分现作为茶室,供商业用途。

 茶室里的普洱茶。


  在后院,还有“太岳茶舍”。太岳茶舍即是“乐志园”。嘉靖三十三年(1554),由于严嵩当国,朝局混乱不堪,张居正郁郁不得志,遂借口请假养病,回到故乡荆州,在城内筑茅舍数间,名曰“乐志园”。张居正在乐志园隐居三年后,才重返北京政坛。


  小院幽静,院内还有一些碑刻,对了,这里还是“江陵碑苑”啊。


  这个院落是“大学仕府”。这四个字,是万历皇帝赏赐给张居正的银印。张居正父亲去世后,请求回乡安葬父亲,皇帝派尚宝少卿郑钦、锦衣指挥史继书护送,约定三个月时间,葬礼结束立即返回。虽然如此,皇帝还是指令抚按大臣们提前策马前去送达皇帝的催促诏书,并铸“帝赉忠良”银印赏赐给他。

  “帝赉忠良”碑背面,是作家熊召政撰写的《张居正赞》。


  雨势渐大,我们也不着急,慢慢玩赏。

  


      雨稍见小,我们去“文昌阁”。   


       张家祠堂的“文昌殿”。

 

  “文昌阁”前面有一个“神龟池”。传说张居正出生的前夜,其老太爷张诚夜里梦到自家院内天井的水瓮中落下一轮明月,在明亮的月光中,有一只白龟从瓮底浮出。“圭”与“龟”谐音,这也就是张居正起名张白圭的由来。这座神龟池就是因这个故事而建。

  从故居后门出来,一起合张影。

扩展阅读

张居正其人其事

      明朝名臣,明朝中后期政治家、改革家,万历初期的内阁首辅,辅佐万历皇帝进行了“万历新政”,使原已垂危的大明王朝生命得以延续,具有重大的历史功绩。

      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,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,危机四伏。紫禁城里每日设坛修醮,青烟缭绕。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《庆云颂》的华丽词藻,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。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,贪赃枉法。在时任内阁首辅的权力交接中,在徐阶的托付下,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,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,整饬朝纲,巩固国防,推行一条鞭法,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生机。


  嘉靖四年(1525年),当张居正在荆州府江陵县(今荆州市)一位秀才家里呱呱坠地的时候,其先祖的余荫对他早已不能关怀庇护,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个白龟梦。梦中的月亮落在水瓮里,照得四周—片光明,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来。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,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“白圭”,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。


      白圭的确聪颖过人,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。嘉靖十五年,十二岁的白圭报考生员,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,他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,长大后尽忠报国,并替他改名为居正。这一年,居正补府学生。一年后,参加乡试,受到湖广巡抚顾璘的阻挠而落榜。但顾璘并非出自私心,而是希望对他多加磨砺,以成大器。三年后,才高气傲的张居正顺利通过乡试,成为一名少年举人。顾璘对他十分赏识,曾对别人说“此子将相才也”,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说:“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,做伊尹,做颜渊,不要只做—个少年成名的举人。”嘉靖二十六年,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第九名进士,授庶吉士。

     庶吉士是一种见习官员,按例要在翰林院学习三年,期满后可赐编修。张居正入选庶吉士,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。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,在其引导下,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,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      明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,废丞相,设内阁,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。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,实际上也就是宰相。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,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。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、严嵩二人,二人争夺首辅职位,结果是夏言为首辅,然后被严嵩进谗接着被杀,严嵩为内阁首辅,张镇被听进严嵩谗言的辽王所杀。

      对于内阁斗争,作为新科进士的张居正自然没发言权。但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,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。为此,嘉靖二十八年(1549年),张居正以《论时政疏》首陈“血气壅阏”之一病,继指“臃肿痿痹”之五病,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。而这些自然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。此后,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,张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。

     嘉靖二十九年,张居正借口请假养病,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。休假三年中,他仍不忘国事,亲身接触农民。家境本就贫寒的居正,在乡间体会到了人民的辛劳、饥寒和痛苦。他在《荆州府题名记》中说:“田赋不均,贫民失业,民苦于兼并。”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,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。

      嘉靖三十六年,张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职。这时的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,在政治的风浪中,他模仿老师徐阶“内抱不群,外欲浑迹”,相机而动。嘉靖四十三年,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兼国子监司业,深谋远虑的徐阶荐居正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。逾德只是个虚衔,但由于裕王很可能继承皇位,侍裕邸讲读就不是等闲之职了。在裕邸期间,“王甚货之,邸中中宫亦无不善居正者”。而国子监司业则掌握了很多将来可能进入官场的人,为张居正打开了人脉。打败高拱后,嘉靖四十五年,居正掌翰林院事。

     这一年,世宗殁,裕王即位,是为明穆宗。张居正的机会来了。隆庆元年(1567年),他以裕王旧臣的身份,放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,进入内阁,参与朝政。同年四月,又改任礼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。这年张居正四十三岁。此时的他没有忘记自己十三岁写下的诗句“凤毛丛劲节,直上尽头竿”。此时,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“直上尽头竿”了。

     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为个人的升迁而自鸣得意。这时的明王朝,内则土地兼并,流民四散,草译祸起,国家帑藏空虚,用度匮乏;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,制造“庚戌之变”,南方土司争权夺利,尤其岑猛叛乱,“两江震骇”,东南倭寇骚扰沿海,民不聊生。面对这些,张居正无法轻松。

     而更使张居正感到担心的还是内阁内部日益白热化的政治斗争。自嘉靖四十一年(1562年)严嵩倒台后,徐阶继任首辅。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,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、大兴土木的弊端,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,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。但不久,隆庆二年(1568年),七月,徐阶终因年迈多病,举筹失措而被迫归田。次年,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,控制了内阁大权。高拱当政期间,起用了一批人才,仕路稍清。

      张居正曾是高拱知己,后发生嫌隙。高拱又和权宦冯保不和。隆庆六年,穆宗病殁,年仅十多岁的神宗继位。高拱因自己口无遮拦触动太后神经,加之冯保扇鬼火,太后以“专政擅权”之罪令高拱回原籍。这样,张居正就成了首辅,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。

     平心而论,徐阶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,他们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作了不少具体和局部的努力,然而终因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与气魄,到张居正继任首辅时,明王朝仍然是危机重重。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,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朝的覆亡,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,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。早在隆庆二年八月,他托《陈六事疏》中,从省议论、振纪纲、重沼令、核名实、固邦本、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,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,富国强兵。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“不知王霸之辩、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”,而误认为“仁义之为王,富强之为霸”。明确地把解决国家“财用大匮”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。而要实现这个目标,首先巩固国防,整顿吏治。

     还在隆庆年间,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,主持了巩固边防的工作。

     隆庆四年,鞑靼首领俺答汗进攻大同,计划称帝。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,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,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。鉴于此事非同小可,张居正写信,要崇古立刻把详情“密示”于他。原来,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,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,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。然而,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。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,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。

     张居正接到报告,再次写信给王崇古,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,并派人通报俺答:“中国之法,得虏酋若子孙首者,赏万金,爵通侯。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,但彼慕义而来,又汝亲孙也,不忍杀之。”然后,指授方略,要祟古、逢时奏疏皇上纳降。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,认为敌情叵测。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。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,俺答终于被迫妥协。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,礼送把汉那吉回乡,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。

     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。俺答见到非常感动,说以后不再侵犯大同,并决定请求封贡、互市,和明友好相处。

     隆庆五年,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劝下,诏封俺答为顺义王,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,与鞑靼进行贸易。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转向国内问题。

     作为—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,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有深刻认识的。

     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。官吏贪污,地主兼并,引起“私家日富,公室日贫”,加之皇帝的穷奢极欲,百姓因此才饥寒交迫,落草为寇。由于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,正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,这才使他的改革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,并受到广泛的欢迎。

     基于上述看法,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。万历元年(1573)十一月,张居正上疏实行“考成法”,明确职责。他以六科控制六部,再以内阁控制六科。对于要办的事,从内阁到六科,从六科都到衙门,层层考试,做到心中有数。改变了以往“上之督之者虽谆谆,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”的拖拉现象。考成法的实行,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,而且明确责任,赏罚分明,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“虽万里外,朝下而夕奉行”。

     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“富国强兵”,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,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。

     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,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。万历四年规定,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,一律处罚。同年十二月,据户科给事中奏报,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,山东有十七名,河南二名;受革职处分的,山东二名,河南九名。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,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。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,使国库日益充裕。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,岁入达435万余两,比隆庆时每岁所入250余万两之数,增长了74%。财政收支相抵,尚结余85万余两,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。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:“近年以来,正赋不亏,府库充实,皆以考成法行,征解如期之故。”可见,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,但它对整顿田赋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。

     但是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,仍远远不能满足王公贵族的无限挥霍。张居正认为人“古之理财者,汰浮溢而不骛入,节漏费而不开利源”。理财还是要以节用为主。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几乎都在围绕这个中心进行。

     比如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,裁减冗员,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。据对“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,有沉滥者裁之”,竞“汰冗员二三”。同样,张居正也通过各种途径削减朝廷的军费开支。一方面与鞑靼人修好,通贡互市,保持边境安定,减少战争费用,另一方面也大量削减抚赏开支。到万历二年,北边“三镇二岁之中,所费不过万余,而所省已百余万”。还通过减客兵,清粮糗的办法减少支出,“岁所省,儿得数十百万”。

     同时,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勒紧裤带,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。他不仅多次向神宗提出“节用爱民”,“以保国本”,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,也是锱铢必较,寸步不让。万历七年,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,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,居正据理力争,上疏说,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,“目前支持已觉费力,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,疆场意外之变,何以给之?”他要求神宗节省“一切无益之费”。结果,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,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、花灯费也被废止。在张居正的力争下,还停止重修慈庆、慈宁二宫及武英殿,停输钱内库供赏,节省服御费用,减苏松应天织造等,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。甚至因为害怕浪费灯烛,将万历安排在晚上的课程改到了白天。纂修先皇实录,例得赐宴一次。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,提出辞免赐宴。他说:“一宴之资,动之数百金,省此一事,亦未必非节财之道”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,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。

     张居正在整顿吏治、厉行节约的过程中,不仅自己廉洁奉公,而且对家属也严格要求。儿子回江陵应试,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;父亲生日,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,骑驴回里祝寿。万历八年,居正次弟张居敬病重,回乡调治,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“勘合”(使用驿站的证明书),居正立即交还,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,就不能以身作则。对于明王朝来说,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。他早在内阁混斗、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,写过一偈:“愿以深心奉尘刹,不予自身求利益。”他的确是做到了。

     作为一名杰出的理财家,张居正深知只顾节流尚不足以解决问题。而要彻底改善国家财政状况,还需要进一步开辟财源,增加收入。

     但张居正反对通过“开利源”来理财,因为在他看来,“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,设法巧取,不能增多”他早年曾较多接触下层人民,深深懂得安民养民后国富的道理,他指出:“窃闻致理之要,惟在于安民。”那么,如何才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呢?当时明王朝的庞大机器都由田赋支撑,而田赋收入因土地兼并和负担不均而很难增加。为此,张居正提出惩办贪污,清理欠赋和清查田亩等三项措施,其中尤以清查田亩声势浩大。

     万历六年(1578年),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,清丈田地,结果“闽人以为便”。于是在万历八年,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,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。

     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《清丈条例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,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,溢额求功。如浙江海盐“水涯草堑,尽出虚弓,古冢荒塍,悉从实税。至于田连阡陌者,力足行贿,智足营奸,移东就西,假此托彼。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,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,皆营私窖。遂使数亩之家,出愈增而田愈窄焉。”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,革豪右隐占,额田大有增加。万历八年,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,比隆庆五年(1571年)增加了2336026顷。随着额田的增加,加之打击贵族、缙绅地主隐田漏税,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。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、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,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。但从理财的角度看,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,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,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“一条鞭法”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。

     张居正很清楚,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,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,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,不利于社会的安定。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,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,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,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。

     当时,不少地区已在试行适应该地区的赋役改革方案,如应天府(今江苏南京)的“里甲银”,浙江广东的“均平银”,福建的“纲银”,还有江南的“十段锦”,以及有些地区的“一条鞭法”等。

     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(1531年)二月,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,取得了成绩。当时御史姚仁中曾上疏说:“顷行一条鞭法。……通将一省丁粮,均派一省徭役。……则徭役公平,而无不均之叹矣。”此后姚宗沐在江西,潘季驯在广东,庞尚鹏在浙江,海瑞在应天,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。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、上元两县“行一条鞭法,从此役无偏累,人始知有种田之利,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,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”,做到了“田不荒芜,人不逃窜,钱粮不拖欠”。

     万历五年,山东东阿知县白栋推行一条鞭法,全县钱粮均按地丁起科。但由于这种做法 触犯了官绅的利益,他们便制造浮言,幸亏张居正及时派人巡察,才知道光懋歪曲事实。张居正认为一条鞭法不仅不应反对,而且可以“不分南北”,在全国普遍推广。万历九年,他终于下令,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。

     —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。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,使赋役合一,并出现了“摊丁入亩”的趋势。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。

  一条鞭法的施行,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、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。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,限制了胥吏的舞弊,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,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。当然,我们也应该看到,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,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,这是它的主要不足。

  张居正的理财并不限于一味地为朝廷公室谋利,而且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。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,有时还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。万历十年,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,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。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,加上太仓存银,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。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。这年二月,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(1567年)至万历七年(1579年)间各省积欠钱粮。另外,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“重农轻商”观念,认为应该农商并重,并提出“省征发,以厚农而资商;……轻关市,以厚商而利农”的主张。因此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,侵犯商人利益。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,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,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,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
  张居正于国事日以继日地奔忙,连十九年未得见面的老父文明去世,按照祖制,朝廷官员的父母过世,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,到期后可以回朝为官。张居正的改革才刚刚进入佳境,要是自己走掉,一大摊子事情就没人管了,所以张居正选择了唯一的选择,夺情(指事物太急,绝对不能走,皇帝批准,可以留下)。

  万历八年,神宗皇帝已年满18岁了。这个青年帝王以他的早熟和敏感,不会不曾意识到张居正威权震主的压力,也不能不想一逞早日亲操政柄的威风。但是,面对如此广袤的国土,如此纷繁的政务,要他独力驾驭,也殊非易事。总之,他还得依靠这位“元辅张先生”。

  这九年中,张居正力肩重任,勉力支撑,已经积劳成疾。他不过才五十多岁的年纪,给人的印象就已经是未老先衰之态:形神疲惫,须发花白,精神委顿……再说,作为一个绝顶聪明的人,他如何不知道故乡民谚“当家三年狗都嫌”的道理?于是在当年的三月,张居正正式向神宗提出了“乞休”的请求。

  可是,神宗皇帝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,他毫不犹豫地下旨婉言慰留,并恩赐“白金麒绣御膳坐蟒”等贵重器物,以达诚意。这“坐蟒”就是袍服正襟用金丝彩绣蟠蟒图案,因龙、蛇同源,坐蟒袍服一向唯有王公贵戚才可着装,这种恩赐,对张居正不啻是一种极大的褒奖。

  两天后,张居正再次上疏乞休,除了重申自己“惴惴之心,无一日不临于渊谷”的苦楚和难处之外,同时还以良好的意愿提出一个善后方案:我此次求去,只是请假休息,并不敢以辞职而“决计长往”;国家或有大事,皇上一旦召唤到我,本人一定“朝闻命而夕就道”,就是拚上性命也不敢推辞。

  这时,张居正的心绪十分复杂:尽管他热衷于贪恋权位,而且也希望将自己所开创的新政推行到底;但是,面对已经成年的皇上,他不得不作深长计议,以免“驽力免于中蹶”。他深深知道,宦海险恶,前途莫测,中途翻车的后果是相当可怕的。比如他所熟知的前内阁首辅严嵩,倒台之后就不是人过的日子。

  伴君如伴虎,张居正知道,这些皇上都是些翻脸不认人的独裁者,严嵩在内阁21年,多少年间一直小心翼翼地侍奉着世宗皇帝;即使说他罪大恶极,那也有世宗的一份。可皇上一但认为此人成了绊脚石,先杀掉他的儿、孙,再把年逾耄耋的严嵩放归故里,所以严嵩回家不到两年便郁郁而亡。政坛的凶险到了这一步,他不能不及早自谋退路,希望能保全自己及其家族。

  从某种意义上看,张居正这种“乞休”之举,既是一种政治姿态,也是一种自我保全的策略——如不早日辞去,恐将使王事不终,前功尽弃。

  本来万历已经同意,但由于李太后要强留张居正等原因,张居正最终留了下来,不辞劳苦地一干又是两年。

 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(新历7月9日),张居正病逝,撒手人寰。死后,神宗为之辍朝,赠上柱国,谥“文忠”。他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。

  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意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,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、大地主的利益。他死后,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。而神宗早已耿耿于居正的震主之威。据传,一日万历读书,念到“色勃如也”时,误将“勃”读成了“背”。突然听见身边一声大吼:“这个字应该读‘勃’!”居正这一声大吼,让万历真的有些“勃如”了。而最终让万历恨上张居正的是另外一件事。万历年间,张居正当政,所有文件都是由内阁批阅,万历年幼,总想给自己找点事干,但一拿起奏疏,都是张首辅批阅好了的,所有事情照着办就行。万历毕竟十六七岁了,就只有找人玩,找到了身边的太监,太监干什么,他就干什么,太监喝酒,他也喝酒,不过万历喝酒喜欢闹事。万历八年喝醉后找到一个太监要他给自己唱歌,但那个太监不会唱歌。他闹的事马上就传到了太后那里,太后给他看了一本书叫《霍光传》,霍光曾经干过一件大事,就是废过皇帝,意思就是,如果万历再不听话,就把他废掉。万历清楚,现在有能力废掉自己的,只有张居正,所以由此恨上了张居正。

  张居正当国十年,所揽之权,是神宗的大权,这是张居正效国的需要,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。在权力上,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。张居正的效忠国事,独握大权,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。这是帝王的逻辑。

 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,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,神宗命潘致仕。潘晟乃张居正生前所荐,他的下台,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。

  不久,言官把矛头指向张居正。神宗于是下令抄家,并削尽其宫秩,迫夺生前所赐玺书、四代诰命,以罪状示天下。而且张居正也险遭鞭尸。家属饿死的饿死,流放的流放,后万历在舆论的压力下中止进一步的迫害。一代能相之家落得如此下场。

  人亡而政息,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,有的弃市。而朝廷所施之政,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。整个神宗一朝,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。

  直到天启二年(1622年),垂危的明朝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,予以复官复荫。


发布时间:2015/10/1 10:58:4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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